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党中央、国务院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促进就业。

  在扩大需求方面，根据国务院的整体部署，已经明确将重点加大基础教育、基层医疗、社区服务等领域招录；鼓励更多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继续组织实施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

  在调整供给方面，教育部计划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的规模，比去年可能会增加18.9万，扩大普通高校专升本的规模，同比争取增加32.2万人， 减少高校毕业生劳动力供给规模，缓解就业岗位紧张度。

  在促进匹配方面，人社部等五部委鼓励高校和用人单位利用互联网进行供需对接，实行网上面试、网上签约、网上报到。2月28日，教育部启动“2020届高校毕业生全国网络联合招聘——24365校园招聘服务”活动，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每天24小时全年365天的网上校园招聘服务。教育部还将为2020届全国高校毕业生举办30场大型网上招聘活动。

  万事俱备，只欠立即行动。应该说，国家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部署方面已经非常到位，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最大风险已经逐渐从供求矛盾转到行动迟缓上面了。当务之急是厘清高校毕业生就业行动迟缓的原因及其后果，立即启动高校毕业生就业“数字化新常态”，通过数字化新模式开展招聘录用和招生录取工作，推动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进入新常态。将国家政策要求快速扎实地落到实际行动上来，确保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目标的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

  现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行动迟缓。导致行动迟缓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一些用人单位和高等学校，还在期待着新冠肺炎疫情后再开始正常的高校毕业生录用录取工作。

  第二，招聘录用与招生录取模式存在惯性。有的用人单位和高等学校习惯于在过去非疫情条件下的集中的、现场的招聘录用与招生录取模式，并没有做好采用其他招聘招生方式的备选方案，特别是在采用数字技术开展招聘招生工作方面存在因为不熟悉数字技术新方法而产生为难情绪甚至抵触情绪，以至于延缓了录用录取工作进展。

  第三，对国家相关政策理解与执行存在偏差。在疫情高峰时期，国务院要求引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和录取时间，对延迟离校应届毕业生推迟报到、落户等时限。人社部等部委也要求引导用人单位适当延长招聘时间、推迟体检时间、推迟签约录取；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延长报到接收时间。这些政策一方面是在当时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候考虑实际情况而确定的，同时也是考虑就业时间上相对尚有余地，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适当延长求职匹配时间来提高匹配效率效果，降低高校毕业生就业风险。这些政策可能在客观上让用人单位和高等学校理解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工作可以适当延缓。鉴于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重大成效，而高校毕业生就业包含了升学、出国、就业等诸多复杂的而且相互交织的决策链条，现在需要立即加快高校毕业生就业进程。

  第四，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理解相对单一。有的人会认为扩招、扩需和匹配的政策措施已经明确部署，招生的数量是增加了，招聘的毕业生数量也增加了，匹配的平台已经搭建了，只是时间上相对推迟一些，所以不应该对毕业生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实际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完全不同于社会就业，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窗口内存在最低期望的、含有优先序的多项决策集合在一起。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紧密相关的招生招聘工作时间的推迟会打破所有决策链条，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目标难以实现。

  高校毕业生就业所特有的三个特点会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行动迟缓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第一，高校毕业生就业具有刚性化的时间节点。无论如何，七月份是毕业生离开学校的最后时间节点。越是临近节点，毕业生压力越大，心理状态越差，情绪越容易失控，而且作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信号，毕业之日即是失业之时意味着他们是劳动力市场的“失败者”。

  第二，高校毕业生就业具有明朗化的优先选择。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只是就业问题而是在一系列决策中存在优先排序问题，主要包括继续升学、出国（境）深造、进入职场就业等。进入职场就业还存在不同的行业和单位的优先排序问题，例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等，同一个类型的就业还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差异，例如公务员包括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的选择问题，排在前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会直接影响后面的选择。

  第三，高校毕业生就业理想化的期望设定。高校毕业生在找工作之前会设定地区、户口、薪酬等“保留报酬”——一旦低于劳动者内心预期的这个报酬，他们就会放弃这个报酬水平下的就业机会。保留报酬是其个人在未经工作搜寻实践检验的情况下对工作要求的最低心理期望，一方面取决于客观情况，如上大学的支出、收入与支出的对比、人群之间的对比等，另一方面是个人主观判断过大地偏离了实际情况，例如，过高估计个人的就业能力、岗位供求对比等。理想化的就业期望只有通过具体的工作搜寻过程才能不断地向更加客观的水平上调整。

  刚性化的时间约束、明朗化的优先选择与理想化的期望调整相互交织导致所有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的进度与程序的延迟会带来极大地就业风险，引发一系列的个人职业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解决所有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立即行动”——我们需要立即启动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数字化新常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部门、用人单位、高等学校的关注点应从扩大岗位需求、减少毕业生供给等政策决策迅速转移到推动匹配过程上来，立即启动并加快用人单位招聘录用与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进程。

  用人单位是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工作的核心，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率先示范立即启动公务员复试录取工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迅速启动员工招聘录用程序，国家所确定的各项就业举措与项目也应该立即启动。鼓励企业立即加快招聘选拔进度，尽快向被录取的毕业生发放录取通知。

  第一，用人单位可以立即启动分布式在线面试与录用工作。用人单位人力资源部门需要设计“数字化招聘录用实施方案”，组织招聘人员开展远程在线简历筛选评分并提出复试人选；尽可能将笔试与面试合二为一，充分利用既有的数字化教学或会议平台开展在线视频面试；如果暂时无法进行体检，要求候选人提供最近期的体检表电子版或由高校医院直接提供电子体检数据；根据面试结果与综合评价，基于数字技术进行电子录取，发放数字录取通知书。用人单位也可以将部分招聘录用工作委托高等学校就业部门进行，如高等学校可以帮助进行第一轮的候选人筛选。

  第二，高校就业部门应立即启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动精准匹配服务，为用人单位或项目提供候选人。高校就业部门需要改变传统的相对低效的发布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的做法，而是利用智能数字技术或将经过匹配的精准信息推送给毕业生，或将经过匹配的候选人信息推送给用人单位。高校就业部门还可以基于用人单位的需要完成更多甄选环节，并且通过数字技术完成毕业就业审核以及相关的报到手续等程序。

  第三，用人单位或高等学校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专业力量开展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工作。并不是所有的用人单位或高等学校都具备完善的数字技术设施或科学高效的在线招聘能力，而招聘服务机构不仅具备专业的招聘能力与实践经验，而且因为疫情的考验而更加熟悉和擅长数字化招聘录用流程和质量控制体系，可以更加高效地支持用人单位和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招聘求职工作。用人单位和高等学校需要制定专门的方案来识别、选择、沟通、监督这些专业招聘服务机构。

  显而易见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所有相关主体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们不仅要面对疫情所可能产生的公共卫生风险，而且要面对招聘录用流程和技术改变所可能产生的招聘质量风险，还要面对毕业生、高等学校、用人单位和招聘服务机构之间多元动态互动所可能产生的招聘效率风险。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可以化危为机，疫情下招聘录用数字化新常态将会极大地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流程创新、技术创新和思维创新，让高校毕业生就业不仅具有更多可供选择的方案，也让这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对对外部突发事件具有更强的免疫力。